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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安徽池州一餐饮店因售卖“拍黄瓜”凉菜被罚5000元，又有陕西榆林小店卖5斤超标芹菜收入20元被罚6.6万元，近年来，类似的“小错大惩”式处罚已被多次纠偏。如果经营范围的规定不完全适用于当前实际，就该修正法条以利落实。与此同时，行政处罚也须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即不能违背过罚相当原则。否则会很容易让公众将之与“以罚代管”“罚款指标”甚至“罚款创收”等联系起来，进而令执法公信力受损，不可不察。

据介绍，北京大力开展制度创新，建立以《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治理能力。今年以来，北京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进一步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实施意见》，发布《为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提供司法保障工作规划(2023-2025)》，发布《数据清洗、去标识化、匿名化业务规程》技术规范。

亚投行经济学家兼经济部负责人程章斌分享了关于绿色金融治理方面的观点和数据。他表示，虽然政府已经做出了减排的承诺，但实施过程中仍遇到巨大困难，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在传统能源行业投资仍较高，相对于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偏低。例如，国有企业在油气行业的资本投资规模相对较大，而因其在低成本融资方面的优势促使它对传统能源持续投入。然而，这种情况需要经历一场根本性的改变。为了实现产业转型，关键的一步是支持私人企业增加对绿色投资的投入，并加速推动棕色产业的有序退出。而政策性银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就目前而言，其投资仍偏向传统行业。他还观察到碳价格的提高对绿色转型至关重要，但仅有碳价格并不能确保成功转型。此外，他通过因果链分析表明，如果负面业绩披露对股价产生影响，这可能更有效地促使企业履行碳减排的义务。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治理环境和市场反应存在差异，需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